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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政府，中国该如何应对？根据与会专家的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以战促和。王孝松根据美国列出的征税清单预测称，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势不会演变成为真正的贸易战，虽然互相列出了制裁的清单，但应该以战促和，极有可能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贸易谈判。谈判到最后可能达成协议，协议当中可能还包含着变相的转移支付，比如中方让渡部分利益、开放一些市场或者加强某些领域的保护。

5大电厂的库存第五次同步下降是在2017年11月下旬到次年1月下旬，持续时间近2个月。期间华能集团库存从381万吨下降到110万吨，下降幅度超过71%；粤电集团库存从378万吨下降到177万吨，下降幅度53%；大唐集团库存从151万吨下降到84万吨，下降幅度44%。

包含Creative Cloud的Adobe数字媒体部门营收为16.1亿美元，年化经常性收入达到64亿美元。分开来看，Creative Cloud营收为13.6亿美元，Document Cloud营收为2.49亿美元。Adobe表示，该公司当季通过Experience Cloud获得的营收为6.1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而Digital Experience营收为6.14亿美元。

王孝松分析称，短期来看，美方的诉求是平抑逆差，而从更广泛的经贸领域来看，还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期来看，主要是压制“中国制造2025”，保持自身对技术的领先。从301调查报告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征税目标不仅局限于贸易。301调查报告主要谈到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王孝松指出，这些领域都关乎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这些产业政策实际上又是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的。

从这个角度看，你很难复制到其它的地方，事实上它也没有传递到其他的新兴市场，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土耳其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导致投资人抛售所有新兴市场资产，但不代表说土耳其本地的经济因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的经济变弱会蔓延到其他新兴市场经济，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其他的新兴市场只是因为资金的流出而导致其货币下跌，它们本身的经济跟货币政策不一定跟土耳其有关系，所以我基本认为短线土耳其本身的问题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它取决于埃尔多安自己本身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增质之时常是繁荣之期。回顾美国股市历史，1982~2002年，长周期的市场繁荣与经济的“减速增质”同步进行。相较于1962~1982年，1982~2002年美国经济增速中枢下滑，且跌破1930年至今的历史均值，但增长质量在两个方面显著上升。第一，内生增长动力提升。1982~2002年，美国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季均贡献率为2.38个百分点，高于此前1962~1982年的1.89个百分点。并且，知识产权投资的年均同比增速升至7.63%，高于1962~1982年的6.67%。由此，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内生增长的活力。第二，民生水平提升，美国家庭更好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果实。1982~2002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长0.895%，高于此前1962~1982年的0.765%，并伴随着通胀水平的显著下降。由此，虽然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月度均值逆势上升至91，高于1962~1982年的79。得益于以上增质红利，即使计入“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负向冲击，1982~2002年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也高达618%，遥遥领先于1962~1982年的97%。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在1980~1990年的“减速增质”期，德国DAX指数的累计收益高达约280%，扭转了1970~1980年累计损失近20%的颓势。在2000~2010年的“减速增质”期，虽然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韩国KOSPI股指累计收益逾100%，而此前1990~2000年的累计收益仅有9%。这一相似性表明，资本市场并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经济“增质”的稳步提升才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之基。